（二）对于网上审批，行政法官依然是以线下审批的法律规定作为衡量标准。

其中最关键的是，依法确立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享有的程序权利。从释义学的角度分析，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是并列关系，二者同属于法治体系的下位概念[26]。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鉴于此，按照体系化的思路，建构应急法律规范体系具有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法治方式强调各种措施、方式、方法和行为要符合法的规定性，着眼于行动[11]。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风险交织叠加，新老问题接踵而来，风险评估、预警响应、决策指挥、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客观上需要更广泛的行政裁量权，灵活应变暗含着容许对程序有一定程度的修正，除非在明确违法的情形下，司法权对行政应急权的法律监督应保持谦抑性，合法性审查主要聚焦于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及理由，审查强度应低于常态秩序下对行政权的运行要求。

另一种是适用特定灾种的小综合，比如我国浙江省2007年颁布的《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例》，仅调整防汛、防台风和抗旱三类灾种，广东省2019年颁布的《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同样仅调整三类灾种。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23][日]佐藤英善「食品·薬品公害と国の責任２」法律時報51巻７号78頁

警察活动作为一种必须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保障的活动，必然受到人员、预算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33]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二审判决，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1月7日审结，【法宝引证码】 CLI.C.67042。[22][日]福岡高判1986年5月15日、判時1191号28頁（カネミ油症訴訟）。[40]朱新力、骆梅英：《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4期，第22页。

他认为：应当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对第三人的保护与侵害保留原理、法律优位原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消极调整，以保证其不与依法行政原理相抵触。[24]但是，裁量收缩论者的反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

（三）赔偿责任的分担裁量收缩理论解决了两个问题：课予义务诉讼中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是否仍负有作为义务。结语本文对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与边界进行了考察。[53]第三，确定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还存在着将财政状况等政策性要素考虑进来的余地。问题的核心是：是否以及何时开闸泄洪由行政机关裁量，是否意味着原告并无权利请求开闸泄洪？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将目光投向防洪法。

简言之，如果国家充分地履行其努力义务（国家的机关充分地行使其权限）即可避免来自于自然的危险（足以应对特定自然力），那么国家对被害人承担作为义务和以之为前提的损害赔偿责任。（一）裁量授权规范的保护意图裁量收缩理论是主观法思维的产物。[23]这就是所谓的健康权说，其基本思想是强调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法益重要性，试图以之直接导出行政义务，至少是据此批判裁量收缩理论，使得行政义务的导出更为容易。就那些无法进行抽象比较的基本权利而言，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适用，基于法益被影响的程度、须让步法益的受害程度等因素来具体地判断。

（3）在具体情况下，行使该权限是可能的，该权限的行使有可期待性。法院以具体的数字（预算、人员的分配等）认定被告当时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到了家养犬类的管理，而忽视了流浪狗的捕获、扣留与扑灭。

规范内基本权利的典型是食品、药品安全法中的健康权。如，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企业的产品有问题，却为了追求GDP，甚或由于收了企业的好处，而向社会隐瞒问题，甚至公开表明该产品安全，导致人民无法及时认识到它的危险性，那么国家应当承担的可能已经不止于危险管理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不法行为的赔偿责任。

第五，行政机关的这种比较衡量可以且应当理解为法律（裁量授权规范）的具体化（补充基准），且其最终具体化（个案正义或裁量正义）必须与个案相匹配，即必须为个案量身打造裁量基准。同时，如果公安机关虽然已经派员出警，但由于交通拥堵等客观原因而未能及时到场，或者虽然及时到场但行窃人侥幸逃脱，那么是否发生国家赔偿责任也可以讨论。所以，行政机关负有积极的行政责任，以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在两者之间时，便宜行事。即便我们将该法的保护意图解读为在保护一般利益的同时，还对各个人民（包括企业）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作为个别利益加以保护，也只能认为原告所享有的不过是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而非行政介入请求权。何况有时司法体制等法律解释范畴之外的因素还会渗入进来。

[9]《河南省公路管理条例》第53条第2款规定：不按规定缴纳或逃缴、拒缴公路养路费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暂扣车辆，待其接受处理后，立即放行车辆。[18]这个应答有两个积极理由、一个消极理由。

第2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59]参见前引[42]，宇贺克也文，第269页。

在这一尝试中，裁量收缩理论作为效果裁量问题所论辩的要素，被置换在了要件裁量语境。[27][日]福岡高判1984年3月16日、判時1109号44頁。

在事实的认定与评价方面，两个判决认定了同一事实，却对这些事实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7]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2002年3月19日审结，【法宝引证码】 CLI.C.67046。这一点与日本颇为相似。应当认为，法院对行政过程的这种追究、对行政判断的这种介入可圈可点。

特别是其与依法行政原理之间的关系，有待推敲。……县交通局工作人员不考虑该财产的安全，甚至在王丽萍请求将生猪运抵目的地后再扣车时也置之不理，把两轮拖斗卸下后就驾主车离去。

[49]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9月20日审结，[2004]泉行终字第99号，【法宝引证码】 CLI.C.86252。不过，是否在所有的自然力面前国家都力有不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对来自于自然的危险都不必承担作为义务乃至赔偿责任，显然尚需斟酌。

如果企业的产品致害而让国家即全体纳税人埋单，则难免过度的权利保护之嫌。决定性因素毋宁是，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以及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时的权重分配。

如，在消费者保护行政中，一边是消费者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企业的营业自由。[38]由此，行政机关判断裁量是否收缩时的种种比较衡量，其内容可以且应当理解为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意图的具体化，即裁量基准——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17]这段阐述完全可以理解为对盐野宏担心的一种应答：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第三人基本权利加以考虑地对行政活动中所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状况加以规整，并不必然违反法律保留原则，也可以通过法律的合宪性解释而成为一种行政裁量。对这一认识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会有人认为国家也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自然灾害的侵犯。

[29][日]最判平成７年６月２３日、民集49巻6号1600頁（クロロキン薬害訴訟）。（5）（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的背后是主观法思维，其裁量论前提是裁量一元论。没有必要将预先对可能蒙受重大侵害的利益全部加以调整的责任课予法律，使依据法律的行政作用总是‘计划性作用。

[47]参见前引[11]，毛雷尔书，第154页以下、第161页以下。这两个判决都在实质上适用了裁量收缩理论。